从社会治理角度谈中等收入陷阱


发布时间:2020.9.7 || 来源:文教艺在线 || 栏目:产经新闻
 

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虽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早在2007年经济学家提出该问题之前,社会学家就已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转型困境。
 
一个国家步入中等收入水平,所引起的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对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是“转型悖论”,即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展和秩序之间深刻的矛盾和强大的张力。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转型困境,是对发展和秩序的矛盾应对失当的结果。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根本原因在于要么只顾了发展,要么只顾了秩序,没有做到统筹兼顾,更没有做到相得益彰。克服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功夫在诗外”,即着力点不在经济,而在社会治理。
 
从社会治理角度出发,关键是要调整阶级阶层关系,特别是做大做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追求品位和情调,也更追求生活安稳和社会尊重。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提升中产阶级的收入,还要注重在政治上理解和回应中产阶级的期待。中等收入群体一旦形成“中产阶级”认同,是有利于增进社会稳定的。
 
未来我国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将有实力、有能量、有期望的中等收入群体,变成有地位、有权利、有体面的中产阶级,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我们所期待的有担当、有作为、有创意的社会中坚力量。
 
明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在大家谈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经济学界谈得比较多,社会学讲得比较少,社会学即使讲,往往也是跟着经济学讲。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谈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真正提出,是在2007年世界银行的一篇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理念》的报告中。该报告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并未给出明确定义,但总的意思是清楚的,即一个国家步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难以转变增长方式,导致经济长期陷于停滞,从而难以实现向高收入水平国家的飞跃。绝大多数研究都承认,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一篇报告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到2018年时最终只有13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占比只有12.9%。中等收入陷阱是确实存在的。所谓“中等收入国家”,是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来定义的。由于物价水平的变化等原因,划分标准是每年调整的。
 
 
按世界银行2020年的标准
 
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具体划分为:
人均GNI在1,03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在1,036至4,045美元之间的为中低收入国家,在4,046美元至12,535美元之间的为中高收入国家,在12,536美元及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按照这个标准,中等收入国家就是人均GNI在1036美元至12535美元之间的国家。
 
中国1998年人均GNI达到800美元,首次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首次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标准;2019年,人均GNI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高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
 
那么,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为什么陷于长期停滞呢?研究者们提供了许多解释。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在低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以及技术模仿、出口拉动,等等。而随着人均GNI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廉价劳动力会大规模缩减、工资水平会大幅度上升、技术模仿也已经到头。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动力就需要从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但许多发展中始终跳不过这个坎,结果经济长期陷于停滞。随之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城市压力倍增,社会冲突集中爆发等等。
 
通常认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外乎两条:一是把饼做大,二是把饼分好。一般地说,这个思维方向没有错,但比较偏经济学,倾向于把中等收入陷阱看成是一个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模式问题。其实,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仅仅是做饼和分饼的问题了。一说“饼”,就容易联想到物质,但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的偏好和需求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物质已经不是那么重要,更不是唯一。并且,就算“做饼”和“分饼”,如果只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模式着眼,而不从调整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阶层结构着眼,永远都是“鬼打墙”,走不出迷宫的。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从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是一个新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
 
早在1968年,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出版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主题就是讲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加入现代化行列,最初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展是相当顺利,成绩也是相当大的,但经过20年左右短暂的辉煌,到1960年代就普遍陷入了低潮。为什么?亨廷顿的回答是,这些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后要同时完成两大基本任务,一个是发展,即推动经济增长;一个是秩序,即创制政治权威。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非易事。
 
根据亨廷顿的统计,他研究的84个国家中有64个即76%的国家,在经济获得快速增长之后很快陷入政治混乱,动乱、骚乱、暴乱、政变、种族冲突等问题频发。而另一些国家,虽然政治勉强稳定,但发展乏善可陈。不难发现,亨廷顿描述的困境与世界银行指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样的。亨廷顿没有赋予这个困境一个专门的名词,因为亨廷顿提出来的,所以我把它称为“亨廷顿陷阱”。关于这一陷阱的成因,亨廷顿在书中给出了解释。
 
后来另一位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将他的观点概括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政治混乱,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和“制度化”这两条腿没有走好,也就是制度化没有很好地吸纳现代化所引发的新的社会需求,导致许多新生的社会力量只能在体制外活动,结果经济发展了,政治却崩盘了。
 
什么意思呢?用亨廷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代化意味工业化、城市化、识字率、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扩张等等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些社会变革必然导致政治意识的普及、政治需求的倍增和政治参与的扩张。这个时候,对国家的一个严峻考验,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这些新的社会诉求、新的社会力量吸纳到体制内。亨廷顿在该书中开门见山就讲:“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别不在于治理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程度。”由是观之,在亨氏看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云云,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即看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需要更广阔的视野,要跳出经济看经济。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社会治理视角的缘由。要把握社会治理,首先要理解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转型。会经历什么转型呢?我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上讲,整个经济形态开始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生活为中心。原来我们强调生产,现在更多地强调生活;原来我们强调积累,现在更多地强调消费。社会学家在研究农民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老一代农民工打工存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最后拿回家去修房子、给孩子娶媳妇。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怎么爱存钱,也更舍得花钱。老一代农民工是“生产者”,新一代农民工是“生活者”,后者更追求生活和享受。
 
第二,从文化上讲,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所谓“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兴起。原来是物质主义倾向,对物的占有和积累非常感兴趣,而后物质主义关注的焦点和偏好,则转向了良好的环境和心理感受、获得他人尊重、社会关系和谐等方面。也就是,以前更喜欢发财,现在更喜欢发呆。另外,我们以前是非常工具理性的,目标、手段和行动路线都算计得非常精确;整个社会的组织模式也是高度理性化的。现在人追求更多的是自在、感性、随性,十分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表明整个社会的价值偏好、兴趣取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阶级构成的转型。即白领和专业工人取代体力工人,成为社会主要阶层。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工人就是当时的中产阶级。随着社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体力工人大量下岗,几乎成了弱势群体和低保对象,而那些坐办公室的白领和专业人员成为社会的主要阶层。新的中产阶级崛起了。
 
第四,政治方面的转型。一是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大大增强,这和识字率及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关系。二是政治参与的取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代议政治,现在大家更愿意采取直接行动。再者,以前所有的政治运动最终都以改善经济收入和劳动条件为目标,现在出现了很多以维护和彰显群体认同、群体身份为目标的所谓“新社会运动”。
 
当一个国家步入中等收入水平,所引起的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过程,对社会治理的一个根本挑战是“转型悖论”,即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展和秩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张力。这表现在,一方面,二者互相依赖、互为前提,发展越快速,对秩序的要求就越高,而越是现代社会,对秩序的维持也越依赖于发展;另一方面,二者又是相互对立的,即发展本身是对既有秩序的改变,越是快速的发展对社会秩序的改变越是频繁和剧烈,很容易引起社会矛盾。因为人都是在与他人的联系和比较中存在的,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快速发展的一个后果是不断改变我们的参照物,从而引起相对剥夺感。
 
转型悖论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该矛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表现,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经历的阵痛。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经历的转型阵痛更大。因为当年西方国家经历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全球还是殖民主义时代,转型阵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通过向殖民地转移而得到缓解。而发展中国家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时候,全球秩序已经发生深刻改变,转型阵痛,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只能自己内部消化。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面临转型悖论的考验,但转型悖论并不一定会转化为转型困境。只有应对失当的时候,转型悖论才会演变为转型困境。
 
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转型困境,即由于对转型悖论应对失当,经济发展了,政治秩序却难以维持,最终导致社会停滞甚至崩溃。转型悖论,即发展与秩序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制约和衍生着其他矛盾。既然中等收入陷阱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是调整社会结构、加强社会治理的问题,那么,这又从哪里抓起呢?我认为,关键是调整阶层结构,特别是要做大做强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层的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社会整合能力,都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比如,我们多年讲“拉动内需”,内需的主力是谁啊?当然是中产阶级。如果中产阶级都不敢花钱,那内需永远也拉不动。另外,中产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社会整合能力,也有利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引起的社会分裂和冲突。从党的十六大开始,中央就一直明确地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一个基本政策,道理就在这里。从今后来说,我们需要摆脱单纯经济学和经济治理的应对模式,而从社会学和社会治理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中等收入群体”。其中的要害,是绝不能把“中等收入群体”只看成为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只看成一种经济现象。要认识到“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为一个兼有社会地位和集体意识的“中产阶级”的必然性。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基本的思路就是要因应这种趋势,全面理解中产阶级的特征、性质和诉求,及时做好政策和体制机制的调整。社会学长期有一个观点,即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如果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大多数,社会就稳定。因此,社会政策的目标是造就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这样一种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判断,其实渊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两极分化。在此过程中,政治上相对保守的中产阶级必然没落,其中的绝大部分必然跌落为无产阶级。
 
在社会学上,关于中产阶级的最著名的论述,当属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他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描绘说,中产阶级是消费上的前卫、政治上的后卫,就是说,中产阶级这帮人喜欢消费、喜欢玩,但在政治上无所用心、小富即安,属于保守派。这样一种气质的中产阶级,当然是社会的稳定器。社会要稳定,就必须把中产阶级做大。这个观点对还是不对呢?既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它确实抓住了中产阶级的部分特征;说它不对,是因为它把中产阶级的保守性绝对化了,而没有看到这种保守性的发生有其条件。我把那种认为中产阶级无论条件在政治上一定是保守的观点,称为“中产阶级神话”。也就是把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夸大了,变成神话了。
 
其实大量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并不总是保守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激进的,甚至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其集体意识和政治态度的走向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阶级政策和制度安排。因此,当前我们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政策上如何看待“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很好地把握中产阶级的特征和诉求。就诉求而言,中产阶级比较追求有品位、有情调、比较安稳和受人尊重的生活。相当于以前讲的“小资”和“布尔乔亚”,鄙视物欲主义的大老粗。不过,尽管中产阶级比较追求安稳,但正因为如此,一旦求稳而不得,就会变得比较激进。这就是它的两面性。
 
因此,我们要重视在政治上照顾“中等收入群体”的诉求。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客观上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人一旦在主观上也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会显著降低,对未来的信心则会显著增强。也就是说,内心要平和很多。这一方面说明,培养“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产阶级认同”,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另一方面也说明,只从经济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是不够的。如果只从经济上着手,会导致许多人虽然在客观上已经有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但在主观上并没有形成相应的中产阶级认同。这个时候,“中产”这样一种经济地位能够发挥的社会稳定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现在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在有关部门公布国民收入数据之后,许多人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自嘲“被中产”。下一步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安抚“中等收入群体”,让他们变成完整的“中产阶级”。要两手抓,一是富以怡之,二是贵以安之。中国人不讲“富贵”吗?只有富,没有贵,社会是不稳定的,甚至是更不稳定的。一个人没有钱的时候,内心反而很宁静,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无欲则刚”;而在有了一些瓶瓶罐罐之后,就特别想把它守住。
 
总而言之,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着力点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治理上。光做大做强“中等收入群体”是不够的,还要通过社会治理,将有实力、有能量、有期望的“中等收入”,变成有地位、有权利、有体面的“中产阶级”,最后他们才能成为有担当、有作为、有创意的“中坚力量”,达到我们所期望的中产阶级所应起到的社会稳定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冯仕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