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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中10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2020-8-30  来源:东方论坛 
 
一、中国文明是从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外来的?
 
西方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是在古中东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文明的本土化程度较高,从开始即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宇宙观、艺术与习俗。中国的多数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则倾向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但他们在西方史学界的压力下信心不足,所以乐于接受这样折衷且狡猾的观点:中国文明是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独立演化或者只是受到外来文明轻微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现在的争论是,外来文明的“轻微影响”到底发生没发生过?,如果发生过,轻微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争论简直令人绝望,因为寻找令人信服的正面证据或反面证据都非常困难。根据当前的一些考古成果分析,中国文明从开始即有着浓重的农耕色彩,距今五、六千年以前遍布黄河南北的那些农业村落,与今天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有着诸多血脉相通之处,可以说它们就是今天中国农业村落的雏形。中国的农耕文明即是以这些古老的农业村落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二、夏朝是否是虚构出来的?如果不是,为什么找不到有关它的遗址?
 
夏朝不可能是虚构出来的,首先多种古书都对它有间接的记载,《尚书》中有“殷革改夏命”之类的说法;《诗经》上多处提到大禹王的事业;《左传》、《国语》仅引用夏书、夏训、夏令中的材料即达19条,所记夏代的事迹有34则。其次,商革改夏命后,遗存下来的夏王室同姓封国不少,直到周朝时,尚有杞国、缯国得以延续。考古工作者找不到夏朝遗址的原因,极有可能与指导思想的偏错有关,如:认定夏朝是以夏族为主体的政权,而其承继者商朝是以东夷族为主体的政权,夏与商是两个有根本文化差异的部族。所以他们热衷于区分所谓“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结果黑暗中寻找黑牛,弄得一头雾水。实际情况极有可能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迩,政治亦然。”
 
三、鬼神在商朝时热心人间事务,为什么到周朝却变得相对冷漠了?
 
在商朝,权力传授规则没有严格的定制,从汤至纣三十一王,王位递传三十次,其中父死子继者十六次,兄终弟及者十四次。我们不知道商王与其兄弟子侄之间的具体政治关系,比如他们是否有封地?其王位传授标准是什么?只是可以推测当时的权力交接方式麻烦很多。为了避免围绕权杖的骨肉相残,商人不得不请鬼神下来帮忙裁决。商朝的倒数第四任天子武乙,可能想确立一种传子制,所以有意贬低鬼神。他与天神下棋,让人代神行棋,天神输了,他故意戏弄、侮辱它,作一个皮囊,盛血,悬而射之,谓之射天。传说武乙天子因不敬神后来被天雷震死;但值得注意的是,武乙之后的商朝诸王,皆是子承父位。周朝的开创者在武乙王留下的传统上创建了宗法制,该制度规定,周朝的权杖只能传子传嫡。因有制度方面的保障,周人对鬼神的依赖程度降低了。
 
四、东周之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再出现个性十足、魅力四射的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为什么没有再出现诸子百家齐争鸣的局面?
 
公允而言,中国从东周之后没有产生伟大思想学术人物,没有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秦朝后,中国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时候虽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没有再碰见令人困惑的变局——面对社会危机,茫然无措,找不到历史、现实的成例可供学习、模仿和参考。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农耕文明趋向成熟、完善,其内部秩序和谐,且有自我调节免疫能力;另一方面,东周时期的思想学术遗产,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很难超载,且它们用理性的材料打铸而成,深深扎根在适宜农耕的土地上,比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坚实得多,而且富有韧性与弹性,只要农耕文明不被否定,它们永远光辉耀眼。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成就诗人与艺术家,但对思想学术人物的创造力则是甜蜜的毒药。
 
五、从秦朝始,为何历代朝廷都奉行重农仰商的政策?
 
商业与农业相比,极具扩张性。假如政府不有意识地平衡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任凭两者在平等的台面上自由发展,商业最终会奴役农业。以现代的目光看,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商业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掀起工业革命,西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东周及其以后的王朝时期,中国商业的自由扩张很难引发工业革命,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科学革命,而中国传统上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不可能从内部产生出科学革命;二则当时的农耕文明生机勃勃,日趋完善,它没有必要冒险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业文明的轨道上转。这注定了东周时期商人们的辉煌事业前途黯淡,因为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或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相迎合,它必将成为这个社会的病痛。农耕社会缺乏持续增长的财富供商人无休止地攫取,商业扩张不能像在工业社会那样给广大民众普遍带来利益;相反,商人会通过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与农人争利,会扰乱社会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为了抑制商人强劲的扩张欲望,使帝国社会内部农、商、工各行各业的比例协调,始皇帝统一国家后,就有意识地贬抑商人。秦朝的法律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与罪吏、赘婿同属二等臣民,可以随时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朝继续压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规定,商人不得乘车,穿丝绸衣服,而且加倍缴纳税赋。这种不给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于政府倡导简朴敦厚的社会风气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减低了商业对农耕者的诱惑力,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本基。尽管如此,商人行业的巨大优势仍令人不安,毕竟那是种容易发财致富的职业。商人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很容易使自己致富,也很容易奢华骄狂,正如晁错所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六、中国多次遭到危险的入侵,还出现过异族朝廷,但历史进程为什么没有被打断?
 
在古代中国自己的世界体系内,其边疆的蛮族不管具有什么血统,他们要想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艰苦的生活,最佳的选择就是到纯农业区去;而到了农业区后,他们要想搞好农耕生产,管理好乡村社会,最佳地选择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教化。中国文明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平,也是当时整个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他们别无选择。即便在今天,假如哪个民族厌倦了工业文明的嚣乱,试图过自给自足田园诗般的农耕生活,那么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恐怕也是选择古典中国为楷模。
 
七、中国尚武精神丧失的原因?
 
到汉朝,中国持续了2000余年的殖民扩张运动终于被巨大的地理屏障遏制住了:它的东面是浩渺无垠、惊涛汹涌的太平洋;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茫茫的戈壁沙漠;北面是辽阔奇寒的大草原;南面是瘴气弥漫的茂密的热带丛林。
对农耕人来讲,这些天然地理屏障虽不是大地边缘,但无疑是农耕世界的边缘,它是上苍专门设置出来约束中国人的。
汉、隋、唐诸朝,中国多次试图突破这些天然地理屏障,但都不成功。在屡遭挫折之后,中国人的普济主义热情渐渐冷却,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不仅难以逾越这些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模式也不适用于大草原。这种沮丧的情绪迫使中国放弃了直接统治大草原和把文明火种传播到世界角角落落的努力,中国的攻击性到唐朝就丧失了。
 
八、科举考试为何能长期延续,至今仍有人怀念?
 
中国朝廷一般把“野无遗贤”当成重要的政绩追求。原则上,每个儿童都有接受启蒙教育的权利,富人与穷人有所不同,富人让他的每个孩子都接受教育,穷人有所选择,他们受经济能力所限,一般只挑聪慧的孩子上学。大致而言,只要孩子优秀,即便父母缺乏供养能力,也能得到同族或乡邻的资助。启蒙教育主要训练儿童的记忆力。等他们有了理解能力后,即开始正式的基础性教育,常规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哲学、诗歌、历史、礼仪、音乐。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为让学员正确地理解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个人只有对自然与社会有个正确的认识,他的心智才能健全;学习诗歌是为了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学习历史是为了学习古人美德,借鉴他们的成败经验;学习礼仪,是为了节制人的行为,使之得体文雅;学习音乐是为了让心灵和谐。总之,所有的学习项目都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服务──完善心灵,培养道德,而非实际应用。清人庞尚鹏说得明白:“学习知识贵在改变人的性格与气质,不是为了仅仅弄懂一章一句的词义,去谋取功名利禄。如性格轻浮便用严肃庄重矫正,性格偏激便用宽宏大量去矫正,性格粗暴乖张便用和顺仁厚去矫正,性格迟钝便用敏捷去矫正。在孔子及孔子以前的时代,学生还要学习射箭、驾车等体育技能,但后来这些体育课程越来越受到忽视,锻炼身体的射驭渐被锻炼心智的琴棋书画所替代。如果不是因某种原因中途辍学,所有学生在学完基础课程后,都可以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测试。不及格者被淘汰下来,但他们以后还有再参加测试的机会。及格者被授予“秀才”之类的学号,表示承认他已是有学识有教养阶层的一员。秀才有担当低级别教师的资格,他还有议论政事及见了官员不施跪叩之礼的特权。秀才需继续学习深造,为参加政府组织的高一级别测试作准备。高一级别的考试主要通过测验学员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解水平,来考察他的智力水平,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受试者的道德可靠性。尽管一个智力水平较高的人有可能道德水准平平,但他的智力足以使他明白遵守道德原则远比违背道德原则合算;毕竟智力低下者的生理结构,更不利于道德感的培养,对愚冥型的小人,圣人也发愁。这类考试被民间形象地比喻为“鲤鱼跃龙门”,意思是一旦过关,即由鲤变龙,地位身分得到飞跃性提高──获得担任帝国官员的资格。但这还不是最后的选拔,准官员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严格考试,直至选出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前三名依次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他们不仅能出任政府的高级官员,而且如果年轻,可能还是王公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选择女婿首要考虑的人选。科举选士制度因其非实用的倾向,近世遭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者似乎认为,帝国的考试项目中只有加上建筑房屋、制造机械、商业管理及光电化等具体技术内容才算完美,否则是偏面选才。然而他们不明白,这些专业实用知识的传播,对农耕社会理想中的秩序没有帮助,它们专属于工业社会。

九、盛世为何难以保持长久?
 
中国人历来有追求盛世的情结,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它的出现离不开下列五个条件:(1)英明的皇帝;(2)廉洁而充满活力的官僚机构;(3)适度的人口数量,充余的耕地;(4)较少的受供养人数;(5)强悍的边防军,即便不能攻击,也足以自保。这五个条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时产生有时例外,其余四个条件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开国初期才完全具备。
 
十、刘邦的坏名声是怎么来的?
 
汉高祖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帝王,因为出身卑微,招来后世文人的鄙夷,骂他无赖兼流氓。中国从秦朝后,除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贵族阶层。中国人有种奇怪的心态,讨厌政治上的贵族制,又在潜意识中崇拜贵族血统。高祖皇帝的对手项羽,是个有名的粗野愚顽之人,有人形容他像个“穿人衣戴人帽的猴子。”他焚阿房宫,屠咸阳城,凶狠骄横,谁都知道他兵败垓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幸事,但因他是楚国将军的后裔,有贵族血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交口称赞的对象,似乎乃集仁义勇武于一身而值得同情的英雄。后世人骂高祖皇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司马迁在给他写的传记中说他:喜饮酒,傲慢而好侮辱人,且有赴宴席不带酒钱的不光彩履历;但太史公的这些笔法也可以作褒义理解:豁达大度,不拘小节。不管有意无意,误解的素材在他那里就布置好了(不排除太史公泄私愤的嫌疑)。至元朝,有个叫睢景臣的作家,写了个描写汉高祖回乡情景的套曲,把高祖皇帝说成一个卑鄙无耻的地痞无赖,但睢景臣明显指桑骂槐,他明骂高祖皇帝,实则影射元朝皇帝出身夷狄,粗蛮不识礼,不配主管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