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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怎样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


2021.2.10  来源:学术前沿  编辑:DWL

意识形态是一系列概念、价值与符号的集合体,是一个社会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和社会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革或革命,往往是社会变革或革命的先声。而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是通过灌输、教育实现意识形态认同,维护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在这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丰富的经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中汝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统治阶级及其个体,紧紧围绕文化传统这一根基,在意识形态构建、传播、教育、学术研究、法治保障等方面,构筑起攻守兼备、缜密有效的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给我们带来哪些重要启示?

 

01

意识形态安全关乎文化领导权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 “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相应地,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所谓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安全。

恩格斯晚年根据阶级斗争条件的根本变化,提出了“阵地战”思想。因此,无产阶级“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地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

基于对西方社会的深刻把握,葛兰西提出了阵地战和文化领导权理论。他认为,统治阶级要实现阶级统治,既要依靠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也要行使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

“意识形态既想使某些活动或安排合法化,又想使个人整合起来,使之能够为了一定的目标而团结一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数百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及葛兰西的观点。具体来说,“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在不同领域,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各方面力量,型塑、构建有利于本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麻醉、弱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成为构成资产阶级的集团和个人的重要任务。

02

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方式

1、始终围绕文化传统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尽管有着显著的多元化特征,但基督教文化无疑居于核心地位。物质领域的世俗化不断加速,基督教在私人领域的影响却一直根深蒂固。尤其是美国,新教等宗教因素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国民心理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为统治阶级构建意识形态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

在西方社会,宗教因素居于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美国尤甚。丘吉尔选择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提出“冷战”意识形态,即是从基督教文明受到威胁开始的: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暴政”,以及所谓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第五纵队”,“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丘吉尔公开、明确地把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深深地触动了基督教文明占统治地位的美国人。从宗教因素入手推行意识形态,“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等于完成了进行冷战的政治动员”。

围绕文化传统构建意识形态的做法,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高度认可。有论者指出,“美国确定战略敌人的标准,是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

现阶段美国统治阶级以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不同为借口,构建所谓“红色帝国”“专制黄种人”等敌对意识形态,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所依凭的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文化。应该说,美国的统治阶级,借助文化传统建构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至高境界。

2、充分利用媒体塑造意识形态神话。

与时俱进,充分利用不断革新的媒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巩固阶级统治的鲜明特点。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这场斗争伴随着电子计算机、通讯工具和最新的摄影技术的出现而起,使用这些武器的人都是一些高度专业化的舆论制造者和宣传家,还加上他们麾下的‘反击’和‘进攻’部队,其服务对象却是公司的和政治的巨大利益。”

这些“舆论制造者和宣传家”,对内炮制一系列意识形态“神话”,包括“良性发展”的神话、关于稳定的神话、关于技术的神话、关于教育的神话,掩饰贫富分化等社会弊病,强化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在美国,最大的神话,就是“机遇平等”的“美国梦”。制造和维护这些神话的,除主管“美国之音”等国家喉舌的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ECA)等机构之外,还有“知道如何以更有利于富人的方式塑造偏好和信念”的“1%上层群体”。

对外,这些“舆论制造者和宣传家”则在赢得“冷战”的基础上,将自己特有的自由民主模式普世化,并大张旗鼓地输出。遥遥领先的科技霸权,通讯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为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提供了空前的便利。借助各类媒体,利用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内部问题,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甚至动用人力、财力和技术手段策划骚乱,频频煽动、掀起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已经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惯常做法。一旦其他国家的某些方面超过了自己,就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借口,抛开市场和商业规则,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打击。

3、全面推行意识形态安全法治化。

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伦理道德、价值主张等密切相关,涉及面和载体极为宽泛。这一特点决定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与长期性,决非毕其功于一役。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处理言论自由问题。

言论自由向来是西方国家标榜的政治自由之一。西方社会是近现代法治的发源地。为言论自由立法,运用法治手段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是西方国家捍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抓手。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即“冷战”最激烈的阶段,尤其是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美国也没有忽视法治的作用。“个人由于与不受欢迎的组织相勾连而受到名目繁多的非刑事限制,在反共时期,这些限制吞噬了大量法律资源。” 1950年,美国制定了《颠覆活动控制法》,以对付共产党人及其拥护者。

此外,美国还制定了《共产主义控制法》等意识形态方面的专门法。一位美国作者所著的《美国的言论自由》,以长达600余页的篇幅,揭露了美国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特别是司法系统维护自身意识形态安全、迫害持不同意识形态者的种种行径。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外国人入境美国的签证表上,“共产党”依然与“艾滋病”“恐怖分子”等并列。

美国标榜自己是法治国家,在意识形态问题处理上,法治化程度也相当高且相当精细。例如,《信息与教育交流法》规定,“美国之音”等外宣机构的节目,一般不能在美国国内播送。这也是“内外有别”,充分体现了统治阶级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超艺术。

4、高度重视形式丰富的意识形态教育。

西方国家的学校并未专门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这并不是说,它们不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与灌输。横跨不同学科与专业的通识教育,就是在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基本途径。

美国是一个历史短暂的移民国家。通识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强化美国社会的文化认同,形成真正基于西方文明的牢固共同体意识”。通识教育课的核心内容,是教授、学习、研读西方文明经典,特别是有助于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经典。

通识教育所代表的课堂灌输,只是教育领域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一种方式。通过学生社团,在学生参与中弘扬价值观,也是在教育领域巩固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除普通大学的通识教育之外,美国还特别重视涉及国家安全、军队院校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

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悄无声息地进行的。以家庭、学校、政党、宗教、社团组织等社会单元为主体,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等方式,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把统治阶级宣扬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渗透到美国人的学习、工作、公共参与,乃至娱乐休闲等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和方式的生活化。在这个方面,最典型的是电影、电视剧等大众精神产品的巨大作用。借助于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大片在美国国内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深度渗透,在美国之外成为意识形态扩张的利器。

5、积极捍卫社会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

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的巩固,是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领域内左翼知识界不断被围剿同步进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右翼代表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左翼代表着反对现有统治秩序的革命意识形态。右翼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石。

四十多年来,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以福山、亨廷顿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两种右翼思潮异曲同工,成为学界为资本主义张目的标杆与旗帜。尽管福山等人否认自己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在客观上发挥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作用。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则直接成为美国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强行推广西方价值观、制造反政府动乱、发动形形色色“颜色革命”的理论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左翼知识界,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围剿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过复兴的迹象,但这种迹象仅仅是昙花一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右翼知识界的凌厉攻势,左翼知识界几乎失去了所有阵地,成为所谓学术自由的点缀与装饰品。与此同时,则是左翼知识界的“学院化、体制化与精英化的过程”。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依然是资本,包括资本控制的大众媒体、学术研究阵地与资源。通过“学术明星化、商品化与专业主义”,把左翼知识分子囚禁在高等教育的象牙塔内;结果必然是,“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日益艰涩的精英式密语中,拒绝与大众传媒对话,拒绝与右翼意识形态的通俗化代言者们交锋”。

一些人主张的社会科学研究上的价值中立,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妄。无论研究者的出身、背景,还是他们关注、选取的议题,都很难摆脱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6、通过操控社会运动与社会组织巩固意识形态安全。

西方社会经历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洗礼,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最为发达。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既是不同阶级、不同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维护特定具体利益的工具,也是统治阶级疏导社会情绪、缓和社会矛盾的排气阀。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持有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与意识形态。只要不从根本上威胁阶级统治和基本制度,任何性质与类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都能够存在。

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在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问题上,尽管存在着左翼和右翼之分,表面上呈现出“你唱罢来我登场”的热闹景象,但在大多数时候,右翼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统治阶级的不同集团和精英,习惯于通过右翼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设置各种议题, 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 巩固自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

在美国,“右翼社会运动首先在组织方面更加注重社区组织等地方性组织的建设,特别是扎根于宗教右翼的教会组织网络使其动员群众变得更加容易和有效”,它们的议题集中在政治、道德和价值观方面,且善于与右翼媒体人士、右翼政党和政客结盟,充分发挥影响力。

发生在2009年的茶党运动,就是一个由右翼媒体、政界、保守组织联合发起、保守派群众呼应的右翼社会运动。茶党运动的基本诉求,是反对大政府、低税、自由市场等政治要求与反堕胎、反同性婚姻等宗教社会要求。茶党运动的话语构建,更是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利用美国根深蒂固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将抗议对象妖魔化”,“强调宗教意识形态、美国国内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左的其他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等多重因素”,以“争取和动员更多的支持者,为其诉求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并收到了很好的动员效果”。

继茶党运动之后发生的左翼社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没有获得茶党运动那样的效果,不仅没有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与支持,统治阶级中的政治精英也敬而远之。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占统治地位的右翼社会组织,本身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由他们主导的社会运动,通过群众的亲身参与,特别是浅层次参与带来的虚幻成就感、满足感,强化了统治阶级对全社会的意识形态灌输与控制。

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所带来的启示有哪些?

1、筑牢根基,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出发点。

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须把根脉深植于该社会最深层次的土壤之中,深植于民众日用而不自觉的文化基因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扎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才能淬炼出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出强大的社会作用。

2、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多个方面在多个领域自觉努力。

在美国,政府、政党、教会、学校、媒体、社会组织等,在资本的幕前或幕后支配下,无不积极主动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在中国,只有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的格局,才能凝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强大合力。

3、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实现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性工作。

意识形态的构建与灌输,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必须实现与受众的日常生活与个体体验的紧密结合,才能取得最大限度的预期效果。我们党不断强调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社会的道德底线、心理底线等,也应该成为各个方面在各个领域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重点。

上文略有删减
来源 |《学术前沿》杂志2020年12月(上)

原标题 | 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做法及启示